曾经的古代，地方官为什么怕京官

地方官为什么怕京官

京官接近皇帝和中央高官，所以地方官怕京官，根本上说就是接近权力。

地方官是指行使地方基层政务管理的政府公务人员（官员）。

古代一般称中央系统的官员为京官，以区别于地方官和差遣外出之官。

宋代指不经常列班上朝、职务较轻之官为京官，而以常参官为升朝官。

曾经的古代

在古代，京官和地方官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，一种是伴君如伴虎，一种是天高皇帝远。

首先是京官，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当的，大官贵族都在京城。且京官收入低，没油水，除了地位高的京官，一般京官都有各种孝敬，礼尚往来，所以生活会更加清苦，但是京官最大的优势是地处经济中枢，与皇帝、贵族和重臣大多接触的机会多，这样得到提拔的机会也就大大提升了，同时正常晋升的速度也比地方官员要快一些。即是干熬资历，京官也比地方官员更容易敖到一个相对高的位置。

而地方官则与京官正好相反，即便是最底层官员，都可以利用各种渠道去捞油水，更不要说高一些的官员了，他们不仅可以自己利用各种陋规去捞钱，而且还有很多人上赶着给他们送钱，所谓官官相护就是这样了。地方官员最大的问题就是离京城远，没有任何机会见到皇上，所以也就没有升官的机会，这样一来晋升也就比京官慢了许多。有的人甚至奋斗一辈子也不见的能够升一级。

这样一比较就能看出，最好的晋升途径还是应该先做京官，比如在翰林院做个职位，努力进入皇帝和高官的视野，接下来进六部熬几年资历，做出些业绩，然后调到地方官员去做一个高官，这样一来，等再回到京城时就差不多官居一品了。京城做官和在地方做官各有发展特点，有的人只为了追求安稳平安度日，这种就可以选择去地方任职。有的人胸怀大志，想要闯出一番天地，这种就适合在京城当官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选择，但如果是为了百姓的利益才当这个官，那么在哪里都是一样的，就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实现百姓的愿望。

清朝官员出任地方官时兴高采烈

1843年，曾国藩由翰林院检讨外放为四川乡试正考官，可把他高兴坏了。在这之前，曾国藩当了好几年京官，穷得借钱过年。现在，他光是从户部支取了一笔差旅费（程仪），就把以前借的债务全部还了。到了四川后，还有地方官员赠送的几千两礼金在等着。

曾国藩

无独有偶，道光皇帝将翰林出身的张集馨补授为陕西督粮道，也让他喜出望外。为了表示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之意，张集馨在出发之前，找了几家钱庄和好友借了一万七千两银子，向京官们送了一份“别敬”。

在清朝，京官出任地方官，是一件大喜事，以至于产生了俗语“在京的和尚，出京的官”。

可是，如果我们来到宋朝，就会发现画风完全变了。如果一名京官被外放为地方官，他不但不会兴高采烈，反而会愁眉苦脸，一幅苦大仇深的样子。

这里有一个苏轼的故事。

苏轼

在1071年之前，苏轼除了两次分别为母亲、父亲守制外，一直在朝廷里做京官，过着悠哉乐哉的日子。1071年是苏轼官场上的第一个坎。这一年，他因为上书朝廷，讨论新法存在的问题，惹得王安石不高兴。在王安石的指示下，御史谢景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苏轼。

很快，宋神宗将苏轼外放到杭州，担任通判。通判与知州平起平坐，掌管粮运、家田、水利、诉讼等事项，还负有监察知州的责任，颇有实权。但苏轼心里是郁闷的，哪怕是面对旖旎的西湖美景，依然发出“伟人谋议不求多，事定纷纭自唯阿”的感慨，笔下倾斜着一股淡淡的悲伤。

西湖

好在西湖是一个人文荟萃之地，湖山之中隐居着不少有道高僧。苏轼来到杭州后，与许多高僧结为好友，渐渐地看淡了官场生活的起伏跌宕和人生命运的悲欢离合，以更加豁达的心态，思考人生的价值、生命的意义。

除了苏轼，晏殊、欧阳修、王安石、寇准等官员都是如此。有宋一朝，大多数京官被外放为地方官时，都没有什么好心情。

既然都是京官出任地方官，为什么清朝官员兴高采烈，宋朝官员愁眉苦脸？

原因当然有很多，但归根结底只有一条，就是京城和地方资源的不对等。

我们先来看宋朝。

宋朝创建之初，充分吸收了唐朝和五代十国藩镇割据的惨痛教训，将人力、物力、财力等资源尽可能地集中在朝廷手里。

对于原本是地方大员的节度使和观察使，则尽可能地削减权力，使之变成了一个虚职。至于知府、知州等地方官员，虽然依然存在，但受到了较大的限制。比如，朝廷在知州、知府之外，另外设置同等级别的通判。知州、知府发出文件，必须通判签署后才能生效。这样做的目的，就是要牵掣知州、知府的权力。

我们完全可以想象，从京城外放地方的官员在这样的环境里办事，一定会很郁闷的。

在宋朝时期，由于开发程度的不一致，京城开封是最繁华、最发达的地方。在开封之外，越远离京城，越是经济落后、交通闭塞、物产匮乏的地方。一名京官从开封舟车劳顿地跑到当时还是穷山恶水的广东、海南去上班，收入也下降了许多，心情会好吗？

清明上河图

我们再来看清朝。

清朝入关之初，地方官员的权力也不大。后来，地方官员的权力日渐增加。特别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，随着以陶澍、林则徐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汉人地方官员的崛起，地方官员的实权超过了京官。总督、巡抚不光是成为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，还有可能影响到朝廷制定政策。慈禧太后、光绪皇帝等人在遇到重大事项时，总是会咨询曾国藩、左宗棠、李鸿章等人的意见。

当权力已经倾斜到地方时，京官外放为地方官，是一件非常体面的事情。

李鸿章

不仅如此，地方官收入远超京官。

清朝最初学习明朝的制度，实行“低俸制”，京官和地方官的收入都差不多，大家都过着苦哈哈的日子。雍正期间，朝廷出台了“养廉银”制度，地方官员多了一笔养廉银，收入猛增，远远超过了京官。更何况，在地方上做官，还有很多灰色收入，也是京官们梦寐以求而不得的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京官巴不得外放到地方，哪怕是降一级也无所谓。毕竟收入才是硬道理。

清朝时的江南

明朝、清朝以来，京城不再是最繁华、最发达的地方。江南一带才是中国最繁华、最发达的地方。事实上，全国各地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开发，各方面的差距缩小了很多，在京城做官和在广东做官，并没有什么不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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